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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要想在短时间内靠自己“上天”可谓难上加难
  没有怨言,没有借口,像所有中国航天人一样,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人们永远只能够眺望他背着行李,默默远去的背影。
 
  2016年5月19日,在完成第二十五颗返回式卫星——“实践十号”的回收任务之后,唐伯昶在古稀之年写下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唐伯昶,虽说头发掉了,变白了,步履蹒跚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十年,你我依然能够在卫星发射的最前沿,见到一位最熟悉的长者。他始终矗立在最高点,用生命的余热,照亮着他最热爱的中国航天。
  在中科院SELF讲坛的唐伯昶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返回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实践十号卫星工程总师  在中科院SELF讲坛的唐伯昶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返回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实践十号卫星工程总师
 
  湘江之东,蜿蜒曲折,唐伯昶的少年时光就在这里度过。每天赤脚往返学校的24里山路是家常便饭,而勤奋刻苦的他也成为了这个偏远小山村二十一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在1970年4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国产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彼时的唐伯昶正守候在收音机旁边,亲“耳”见证了《东方红》在太空奏响的瞬间。
 
  “听着东方红卫星发出的音乐,心情非常激动。那时候我想,如果将来毕业以后也可以去从事卫星研制是多么美妙的事!”
 
  唐伯昶的愿望很快便实现了,同年他被分配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返回式卫星研制。当时的中国航天尚处于“一无图纸,二无技术”的一穷二白时代,加之前苏联和美国对我国实行的技术封锁,要想在短时间内靠自己“上天”可谓难上加难。可就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研发之路却悄然启程。没有图纸,就自己设计结构;没有技术,就自己不断试验,直至成功。
 
  1974年冬,唐伯昶和同事们携带着研制完成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进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可出乎意料的是,伴随着3、2、1点火命令的下达,承载着卫星的火箭却“剑走偏锋”,如同挣脱缰绳的野马,肆意“狂奔”到100米高空之后便瞬间爆炸。虽然不是卫星本身的问题,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仍宣告失败。
 
  或许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时至今日,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技术早已成为世界一流;我们全部25次发射失误了仅仅两次,成功率高达92%,更要知道的是,强如美国和前苏联也无不是失败了很多次才取得了首次成功。我国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完全依靠自主研发就能取得如此成就,这真的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1975年,我国终于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并顺利回收。这让中国成为了第三个独立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之后的发射,捷报频传,唐伯昶也由一名技术员成为了副总设计师。只不过,在鲜花簇拥和万人欢呼之外,像唐伯昶一样的航天人无时不刻都在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老发射场共进行了18次返回式卫星的发射,而在那个年代,西北严酷的环境可没少让唐伯昶他们吃苦;一望无边的戈壁,放肆狂奔的黄沙,陪伴航天人的只有沙漠中的骆驼刺和胡杨。夏天的发射场,如同一个大烤箱,烈日下可以把鸡蛋烤熟;冬天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穿上皮大衣也要冻得直打哆嗦。
 
  除了工作环境的艰苦,他们还要面临工作进度紧张的问题。1994年,在酒泉成功发射卫星之后,唐伯昶马不停蹄的登上了赶往西安测控中心的飞机。用他的话说,卫星上天的那一刻只是他工作的一个开始。在测控中心,整个团队又忙碌了15个日夜,时刻关注着卫星的一举一动。
 
  在唐伯昶任总设计师的时候,国家下达了“三年射五星”的发射任务,甚至有一天上午一颗卫星刚回来,下午另一颗卫星就发射了,而那一天唐伯昶的日程安排也被清晰记录下来:
 
  晚11点参加全体气象大会,凌晨4点参加气象会商讨决策,6点收听卫星的回收情况,8点组织人员进入发射岗位,下午4点45分卫星发射成功,晚7点登上前往测控中心的飞机,晚10点到达,第二天早上4点对卫星进行测控。。。
 
  “我们说卫星成不成功,得等到它返回地面以后才能确认。”卫星就像在外打拼的孩子一样,只有平安“回家”,身为父亲的设计师们才能放心。
 
  儿子上清华,女儿读北大,老伴亦是为祖国的“北斗”卫星鞠躬尽瘁。历经几十年的雨打风吹,如今功成名就,儿孙满堂的唐伯昶,从没有想过“急流勇退”,反而对为之奋斗半生的“老本行”依然是恋恋不忘。
 
  虽说自己曾在六十岁的时候对记者打趣道,等发射完剩下的卫星就要去僻静的乡下过几天没有电话和网络的清静日子。可一眨眼的功夫,甚至还没等到人们来得及问出一句:“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便将整个生命中的又一个十年交给了祖国的航天。